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為國民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生產要素和原料來源,為“中國奇跡”作出了卓越貢獻。新形勢下我國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面臨新的挑戰,依靠要素投入的數量型增長越來越不可持續,農業增長動能不斷衰減,如何實現增長動能轉換和創新驅動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資源環境約束對農業發展提出更高要求
改革開放過程中,農業部門很好地適應和消化了工業化與城市化所產生的沖擊,避免了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農業衰退。但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沒有代價,農業發展除了長期受人多地少、自然災害頻發等一系列資源剛性約束外,還因為化肥、農藥和農膜等的大量使用而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新形勢下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行壓力加大,資源環境壓力凸顯,這對農業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農業發展自身也面臨各種風險挑戰,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是結構性問題。這主要表現為農產品“大而不強、多而不優”,農業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雙向擠壓,國內外農產品價格倒掛,農業資源和環境超載等,農業仍然存在可能陷入衰退的危險。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出“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必須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要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推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些都要求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
顯然,過去以高投入、高產出和高廢物為典型特征的“三高”型農業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新形勢下,必須千方百計擴大全要素生產率對農業增長的貢獻,促進農業增長動能的轉換,實現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為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發揮壓艙石作用。
? ? 增長核算框架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
經典意義的生產率概念主要是指勞動生產率概念,經濟學常將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該指標是一個單要素生產率指標,其他類似指標還包括土地和資金生產率等。但是,生產單位在生產過程中需要同時投入勞動、土地和資本等多種生產要素,各要素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替代性或互補性,單要素生產率指標不能反映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存在較大局限性。例如,小農戶與大農戶、中國與美國農業的生產率比較等,如果單獨采用土地和勞動生產率指標,就可能呈現出截然相反的結果。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概念,隨著宏觀經濟學增長核算框架的發展而發展起來,可以彌補單要素生產率指標不能全面反映經濟增長過程的不足。
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生產單位在生產過程中,單位總投入(加權后)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即總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之比,分母一般用各要素投入的加權平均表示,因采取權重的不同,衍生出不同類型的TFP指數。這是一般意義的TFP水平值概念,但在經驗研究中,應用更廣泛的是其增量概念,即經常提到的TFP增長或變化。TFP增量概念主要來自經濟增長核算框架,增長核算的目的是測度經濟增長源泉,并將其分解為要素投入增長和TFP增長兩個部分。增長核算經常出現的一個重要結果是,通常認為的經濟增長兩個源泉——資本和勞動,并不能解釋絕大多數實際增長的成績,其中明顯遺漏了某些東西,包括規模經濟、研發、技術進步、要素配置等。這一遺漏實質上就是TFP的貢獻,所以又被稱為“余值”。
該核算框架主要歸功于索洛的貢獻。他開創性地提出了規模報酬不變的總量生產函數和增長方程,在數量上確定了產出增長率、投入增長率和TF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但很長一段時期內,以“索洛殘差”估計的TFP被當作對科技進步的精確測度,TFP的含義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其實,TFP增長包含了遠比科技進步更為豐富的內容,包括要素質量提高、資源配置優化、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等。因此,TFP增長經常被用來度量要素投入之外各種因素對產出增長的作用,而且各種制度變遷、人力資本、環境規制、產權變化等政策因素的作用,最終也都會體現在TFP的變動上。因此,增長核算框架還可將全要素生產率與諸多政策變量橫向聯系起來,為考察它們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提供了一個邏輯一致的分析框架。
? ? 推進農業生產率革命
對中國農業而言,TFP的地位更加突出。大量研究表明,TFP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農業發展的成敗;改革開放前后農業發展績效的比較,也顯示了TFP的突出作用。總結起來,可重點通過以下途徑,促進農業TFP增長。
1.農業前沿技術進步。這里主要指狹義的農業科技進步,是通過不斷創造、掌握和應用生產效率更高的技術手段,代替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技術的過程,反映了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外移。長期以來,我國農業以提高土地產出率為目標,選擇了一條以現代高產品種、資源高效利用技術和現代化學投入為主要內容的技術進步路徑。新形勢下,農業由單產高產為導向的數量型發展階段轉向品質質量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技術進步應逐漸向資源節約型技術與勞動節約型技術并重的方向發展,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由生產者目標導向逐步轉向消費者目標導向,由增產轉向提質,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的方向轉變,加快突破農業關鍵核心技術,培育一批農業戰略科技創新力量。
2.農業技術效率提升。技術效率的提升反映了生產單位向生產可能性邊界的不斷靠近。農業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活體,農業技術在進行轉移或擴散時,需要對自然條件的適應性研究和基礎設施的改良等。這依賴于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打通“最后一公里”。新形勢下要重點解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難題,堅持農技推廣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建立健全以政府公益性農技推廣機構為主導,科研教學單位、社會化服務組織和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廣泛參與的“一主多元”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將小農戶作為農技推廣的主陣地。
3.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主要表現為勞動者所具有和運用的科學文化知識、職業技術知識和技能、健康及勞動者的地理分布等,其投資主要通過教育、培訓、健康醫療和職業遷徙來進行。舒爾茨曾斷言:“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刺激,將會點石成金’”。這主要包括全面提升農村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水平,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加快標準化村衛生室建設,建立健全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落實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強就業服務和職業技能培訓,促進農村勞動力多渠道轉移就業等。
4.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TFP的變動上。農業增長作為一種非常復雜的現象,其高質量發展必須著眼于增長背后的制度安排。鄉村振興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積極探索有關土地制度、農村金融制度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體制機制創新等。這主要包括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打通金融服務“三農”各個環節,建立縣域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激勵約束機制;支持農村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發展,建立健全以服務“外包”為典型形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等。
5.實現綠色發展。農業高質量發展除了要求資源節約外,還要求具備環境友好的特征,最大限度地減輕農業生產對環境的負外部效應。具體可以在經典TFP指數的基礎上,納入環境容量約束,即構建綠色TFP指數。例如將污染治理費用視作一種要素投入,與傳統要素投入一起納入經濟核算框架;或者將環境污染物視作一種不受歡迎的壞的產出,與好的產出一起納入產出模型。實踐上,這主要包括加強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和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擴大輪作休耕制度試點,實施鄉村綠化美化行動等,通過踐行綠色發展理念,讓美麗鄉村成為美麗中國的底色。
總之,我國正積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這尤其需要我們充分把握農業發展階段,識別TFP增長源泉,充分釋放生產率潛力,通過實現生產率革命來促進增長動能轉換和農業創新驅動發展,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谷成 /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