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直播，能夠讓各地的農副產品銷出幾萬、幾十萬單，這讓首次嘗試互聯網直播的很多縣域電商都感到難以置信。甚至忙到來不及發貨。
直播，究竟能為中國農業的商業化帶來什么價值？在一時間成千上百位縣長參與直播帶貨的背后，又凸顯出哪些農村發展困境？
縣長帶貨：需要一個商業規則
從今年2月開始，在淘寶、京東、拼多多上都開辟了縣長帶貨頻道，截至3月初，有130名縣長走進淘寶直播間；100多位市長、縣長在拼多多直播間帶貨。
“縣長帶貨”一度成為一個醒目賣點，湖北一位市長直播半個小時，賣出3萬斤大米，新疆一位縣長直播3小時，促成11萬元交易額。
隨著越來越多的縣長、市長加入直播，單個直播的流量正在被分流。
直播平臺也開始為農產品直播設立基本的商業規則和準入門檻，對農產品的質量、產量、銷量都提出了量化條件。
這些條件包括：產品必須是國家級貧困縣的特色產品，具有明確的地標屬性；上直播的農產品，須有電商平臺操盤，確保驗貨、品控；產品利潤率必須達到30%，庫存必須到2萬到10萬件。同時，還在考慮對直播的農產品抽取10%服務費。
目前，能達到這些標準的農產品依然是少數。但商業規則的設置也在倒逼農產品加速標準化進程，這需要更多的平臺、機構，以及企業的共同參與。
直播外援：農產品直播不容易
一部手機，一條網絡，只要直播就有流量，其實是對農產品直播的誤解。一些看似“尋常”的農村直播背后，大多還是依托專業運營機構的扶持。
要想做好直播，從前期的選品、品控，到現場的流程設計及推進——挑選秒殺產品、確定秒殺價格、激活現場活躍度，再到直播結束后的售后維護，一整套流程至少需要幾十人的團隊。
所以，現在很多地區是通過第三方電商公司的包裝，利用直播推動打造農產品的品牌影響力。
過去在淘寶、京東、拼多多分享流量，就必須在平臺開店，配備專業人員專職運營。但直播則是一次或多次在幾個平臺爆發，品質好的產品更容易出圈。
專業運營的模式更容易推動農產品出圈，不少優質農產品因地處偏遠農村，又缺乏有效輸出渠道，價值被市場忽視。直播通過更直觀的方式，讓優質農產品得以更大范圍的曝光。
農村：有網紅，沒主播
隨著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的興起，農村出現的普遍情況是，有網紅，沒主播。
短視頻的火爆迅速向農村下沉。兩年前，抖音、快手爭相在各地建立了省級代理商，由代理商向下推進——在不少農村中，都設置了快手或抖音的“認證村民”，作為標桿，帶動周圍人玩短視頻。
現在的直播帶貨比過去電商圖文賣貨要求更高，背后涉及大眾心理學、腳本臺詞的爆發力，以及現場感、表現力等專業知識。
當下，農村許多年輕創業者心態很浮躁，永遠在期待下一個“立竿見影”的帶貨模式，從電商、社區團購、O2O，到如今的直播，每一輪變化，踴躍的創業者都會一窩蜂地去嘗試，但通常情況是上一個風口還沒把握住，下一個風口已經形成，“沒有時間沉淀和培養”。
無論是阿里、京東，還是拼多多，農村直播的未來本質還是一場私域流量的競賽。可以預見的是，那些有意愿、有能力、有產業優勢的農村，在推進直播帶貨的未來發展上，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