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近兩年一個熱議的話題，在今年兩會期間，延遲退休方案可能會在今年制定落實下來。真是如此，對普通的工薪族和還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痛，工作工作沒找到，有工作的4、50歲的還要隨時面臨炒魷魚的風險。如何理財，應該是大家日益關注的問題。炒股票，散戶盲目跟風風險高，可以跟著“一帶一路”政策，選擇林權等土地熱門的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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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為男性，60歲可退休；如果是女“工人”，50歲可退休，如果是女“干部”，55歲退休；如果是“農民”，則不分男女，均可在60歲開始領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保險金；如果是省部級領導，退休年齡“一般不超過65歲”，副職則是60歲，這條線還可以根據實際工作需要略作調整，但至今仍在沿用的1982年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中，并沒有明確國家級領導人的退休年齡。
不過，七年之后，對于普通工作人群而言，上述退休年齡線將向后延長，曾經明確的答案如今有了變數。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今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正式表態稱，希望能在今年之內，把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方案制定出來；明年報中央同意后征求社會意見修改完善；到后年正式出臺完整方案，并在至少五年之后開始實施。
尹蔚民同時透露的“小步徐趨、漸進到位”“每年只會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達到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齡”，也讓延遲退休實施的官方路徑圖初露端倪。
這一明顯是相當謹慎的表態，終于給政府曾經諱莫如深、深怕只言片語便能引來巨大民意反彈的退休政策，擊發了起跑的信號槍；也使中國退休養老制度并軌的頂層設計工程，搬起了又一塊沉甸甸的拼圖。
在延遲退休政策亮起綠燈之前，中國的社會保障機制已經走到了人口紅利削減、老齡化形勢嚴峻、經濟增速放緩，養老財源收入增速落后于給付增速等多項因素夾擊的十字路口。自2013年末起，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的新方案就提上議事日程。統賬結合制度轉型、養老并軌、延遲退休等都屬核心議題。
延遲退休政策是否真的已經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刻？它又將如何與社保制度改革、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等其他政策板塊相互牽動？身處在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們，又會各自以什么樣的境遇，步入被延遲退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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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中前行
延遲退休曾經很遙遠。“提前退休”“內退”等概念，一度是流行語。在退休年齡仍然參差不齊的今天，在決策者的話語中，老齡化的壓力、撫養比的快速提升，才是延遲退休政策終于走上前臺的主因。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許多地方采取了鼓勵提前退休的方式分流冗員、降低成本，一批在45歲至49歲間便退休的國企職工人口涌現。根據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汪德華的調查，有些城市的提前退休比例甚至達到三成。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曾稱，在中國目前已經領取退休待遇的8000萬企業退休職工，退休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4歲。
此外，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化養老保險體系逐漸建立，擁有不同職業、歸屬于不同性質單位者的養老之路，逐漸分出了四條軌道，分別適用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城居保）、城鎮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制度。
至2014年2月，國務院決定將新農保和城居保合并，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合并后總計覆蓋8.3億人。2015年1月，國務院又發出《國務院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著手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并軌。
四軌整并為兩軌的方向已然明確。但退休年齡并不統一，養老負擔日漸沉重，這仍是嚴峻的現實。根據人社部官方數據，目前中國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是3.04∶1，即以三個在職工作者的繳納，支應一個退休者的給付所需；但到2020年，此一比例將下降到2.94∶1，到2050年，更將下滑到1.3∶1。延遲退休年齡之議，于焉浮出臺面。
早在2001年，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單位所發布的《中國養老保險基金測算與管理》報告就指出，中國勞動者的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就能使養老統籌基金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相當于為養老統籌基金縮減200億元的缺口。還有學者測算，若退休年齡每提高1%，則基金缺口便能縮小1.949%；若將退休年齡提高五年，則基金缺口將縮小22.69%。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各級政府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財政補助達到了2814億元，占保險基金總收入的13.5%。
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官方對于何時該打出延遲退休這張牌，始終慎之又慎。2005年底，國務院發布《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之際，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即出面表示，該項文件并未對退休年齡進行調整，“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現行退休年齡，控制提前退休”。
2010年9月，在中國政府首次就人力資源問題專門進行闡述的《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發布會上，時任人社部副部長王曉初說，“目前，我們對退休年齡的問題還在進行研究。這個問題需要綜合考慮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就業的情況來進行研究”。此一表態，立即激起公眾對于延遲退休政策可能出臺的猜想。
伴隨猜想的，還有當時充斥網上的輿論反彈聲浪。在一份有20萬網民參加的“你支持推遲退休年齡嗎”的網上民意調查中，共有92%的網民投下了反對票。不到一周，人社部再度通過官媒表態，澄清延遲退休只是一些有關部門正在研究的議題，“并不代表現行退休年齡規定即將更改”，輿論才漸趨平息。
但同樣就在2010年9月底，上海則率先宣布試行“柔性延退”方案。根據上海市人社局公布的《關于本市企業各類人才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的試行意見》，凡男性不超過65歲、女性不超過60歲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以及符合“企業工作需要、本人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等條件的企業職工，只要經本人提出申請、與企業協商達成一致，便能自愿辦理“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
這一委婉的表述，替代了敏感的“延遲退休年齡”提法，但實際上已突破建國以來對退休年齡的法定限制，并把過去作為一種優遇，僅針對高級專家、教授、研究員等高級別人才開放的暫緩退休政策，適用于更廣泛的民間職工。
根據方案精神，在柔性延遲退休期間，各類仍然健康的中高齡人才不但能繼續在職場上發揮作用，還可領取相對較高的在職收入，并延長繳納養老保險的年份，為退休之后積累更高的養老待遇水平。
上海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地方，線索并不模糊。早在2009年底，上海市年逾60歲的老年人口便已占全市人口的22.5%，遠高于全國12.5%的平均水平；上海市戶籍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達到81.73歲，比全國平均值高出9歲。這一座在1979年、比全國提前20年邁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從2009年起，每年都得向養老保險基金投入超過百億元的撥款。在全國養老保險撫養比仍約為3∶1的當下，上海已攀升到1.7∶1的嚴峻境地。還有學者測算，到2020年，上海的養老金缺口可能將達到830億元，相當于當地全年財政收入的10%。
然而，在上海推出“柔性延退”試行方案后，民間反應寂寥。從2010年到2012年間，在上海300多萬名退休職工中，申請“柔性延退”的職工人數僅有數千人，比例不到1/300；原定要從企業單位向事業單位推廣的擴大試行方案，迄今亦無下文。究其原因，身處基層崗位、收入相對較低的普通職工，由于工作環境不佳、任務繁重，若多繳一年的保費、少拿12個月的退休待遇，動力顯然不足。
至于收入較高、工作內容和體力負荷相對無關的管理層或專業技術人員，如愿繼續勞動，則可選擇按時退休、開始領取養老金，再由企業返聘，領取雙份收入。
上?！叭嵝匝油恕庇隼洌⑽从绊懷舆t退休政策的推進。在中央關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中，延遲退休占有越來越明顯的位置。
2012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研究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被正式寫入中央文件。
同年6月，人社部在回復網民意見時進一步表態，指稱“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均壽命的不斷延長，相應推遲退休年齡，應該說是一種必然趨勢”，并表示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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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落定
2013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自此以后，延遲退休政策的醞釀進入加速期。
2013年12月，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在接受官方媒體采訪時稱，即使養老基金的負擔的確沉重，但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并不只是從養老金缺口著眼，而是在人口結構、就業形勢、產業轉型和人力資源配置情況都在發生重要調整的背景下，所作出的判斷。
2007年，中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由2006年的1491萬人大幅下降到894萬人；2012年，中國勞動力資源總量首次出現下降，比前一年度減少了345萬人。胡曉義稱，這些重要信號預示了中國勞動力將逐步進入供給總量減少的時期，因此必須以“分步走”的方式，從“退休年齡最低”和“人力資源替代彈性系數低”的群體開始，開發更多“適合中老年人、又不與青年人爭奪工作機會的崗位”。
胡曉義還說，在許多專業技術崗位上，“五六十歲正是經驗豐富、技藝純熟的階段，而且這種高端人力資源的替代彈性較低，如果早早退休，是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2014年1月，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的政策口徑進一步強化，改革退休年齡，至此已被官方宣傳為“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
2014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城鄉社保體系建設的專題詢問進行應詢時坦言，目前全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欲保證當期支付尚無問題，2013年的年度結余仍有4091億元，累計結余仍達2.69萬億元。然而，各省份營虧不平衡的問題突出，且近幾年來基金收入的增長速度，已慢于支出增速，皆使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持續性蒙上陰影。
以2012年為例，全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雖然同比增長了18.6%，但支出增長了21.9%；2013年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增長13.4%，但支出則同比增長了18.7%，后者比前者高出5.3個百分點。隨著老齡化進程加快，收支之間的矛盾還在擴大。
馬凱說，各機構針對社會保障未來缺口所作的測算中均顯示，“如果我們的體制不改、機制不轉、政策不調整，缺口是必然的，不是一星半點的缺口，而是巨大的缺口?！?/p>
至于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方向的“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馬凱并不諱言，在具體部署落實過程中，仍存在推遲目標尚待明確、社會認識還未統一等瓶頸；例如“退休年齡是推遲到63歲還是65歲”，以及啟動時機的選擇、推進節奏的掌握、配套措施的完善、監督實施的主體，都需要再深入研究。
馬凱承認，應對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增加基金收入、調整60歲的退休年齡等重大問題，必須“要及早謀劃。這個事情謀劃晚了不行，謀劃晚了再來動手，付出的代價更大”，且這個問題“僅靠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解決不了，必須取得全國人民的共識和支持，才能得到解決”。
兩套方案
雖然官方的延遲退休政策仍在反復研討和斟酌，但近些年來，已經有不少機構和學者紛紛提出方案和建議。其中，延遲退休的模式、退休目標年齡、預告時間長短、是否包含彈性機制等是關鍵的參數，不同方案各有取舍。
針對“延退”的模式，學術上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案，即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以及延遲退休年齡。前者指的是將養老金領取年齡延后，但政府不規定退休年齡，由勞動者自主決定何時不再工作；后者則要求勞動者持續工作到新的退休年齡，屆時再退休并領取養老金。差別在于，個人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退休年齡和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是否應該分開。據財新記者了解，目前官方更傾向于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曾介紹，延長退休年齡一般有兩種策略：一是彈性（柔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二是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是‘可選項’，秉承自愿的原則，后者則不然”。
上述兩種模式對于養老基金的收支影響也不盡相同。與現行制度相比，延遲領取養老金等于縮短了領取的年齡，可使養老金支出有所減少。這種模式給予個人選擇權，在達到領取年齡前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如果工作，也可以根據各人情況選擇工作年限。選擇一直工作到領取年齡的，情況就和延遲退休年齡相同，不但個人領取養老金的年限變短，形同為養老基金“減負”，又可增加繳費，提升基金的籌資規模。
至于延遲退休年齡的主要代表方案之一，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12月，作為受國務院委托、針對養老保險頂層設計進行平行獨立研究的七家機構之一，中國社科院對外發布研究結論指出：“要維持退休制度的持續性，就得實施延遲退休年齡的措施”，并作出了包含“并軌前行”“漸進實施”和“彈性機制”等三項特色的建議方案。
具體而言，方案意圖通過將女性職工的退休年齡每三年延遲一歲、男性職工每六年延遲一歲、城鎮居民每三年延遲一歲等方案，到2045年全面消除男女性的退休年齡差異，并完成使居民、職工退休年齡均統一為65歲的目標。至于愿意提前五年退休、或愿意在高于法定年齡后才退休的人，則可分別適用以法定退休年齡為基準，提前者調降基數、延后者調增基數的養老金彈性機制，以改善職工養老保險的資金平衡，并減緩城鎮工作年齡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是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改革模式的主要支持者。早在2013年，由楊燕綏主要參與研究的清華大學養老改革體制方案便公開建議——用15年時間，分別將中國男女職工的養老金領取年齡延長5歲、15歲，最終統一為65歲。在楊燕綏看來，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方案給了勞動者選擇權，比統一劃線更為人性化，還能起到鼓勵人們盡可能延長工作年齡的效果。
這份方案提出從2015年開始盡快啟動改革。從具體步驟來看，改革的第一步從女性開始，自2015年起，1965年出生的女性職工和居民應當推遲1年領取養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遲2年，以此類推；從2020年開始，男性開始加入計劃中，1960年出生的男性職工和居民推遲6個月領取養老金，以此類推；其中，艱苦崗位的男女職工可以提前10年領取養老金。最終，到2030年實現男女職工和城鄉居民統一65歲領取養老金。這套方案被稱為“延5用10”，詳細時間表一度在網絡廣為傳播。
不過，楊燕綏指出，官方語境中或者其他機構提及的延遲退休年齡，實際上就是指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但她對財新記者說，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和退休年齡不應混為一談，因為剛性地規定退休年齡沒有意義，“如果勞動者有困難，達不到退休年齡也不能強制繼續工作；如果勞動者有能力，達到退休年齡依然可以再進入勞動力市場”。她認為，應允許人們在領取養老金之前就不再工作，依靠商業保險或其他安排生活，直至可以領取養老金；也應允許自主工作到養老金領取年齡之后，未來多繳多得。
楊燕綏還建議設立“早減延增”的退休金領取機制，即國家規定領取年齡，可以選擇在一定標準內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但所得待遇相應下降；如果主動延遲退休，只要企業愿意繼續雇用，就可以給予激勵。
據此，2014年12月，楊燕綏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退休政策研討會”上提出了新的建議方案，即2016年開始，仍然允許5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但只能領取75%，如果51歲開始領，則能領到76%，依此類推，以鼓勵工作者增加工作年限。她建議，可以先給五年的適應準備期，到了2020年再強制延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
就具體實施效果而言，上述兩種思路各有利弊，雖然民間屢有試探，但決策者尚未明確表態。
不過，楊燕綏在前述會議上曾表示，“我們用了半年時間終于說服了領導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現在的方案基本傾向于延遲領取養老金的方案?！?/p>
但延遲退休年齡仍被看做“延退”方案的主流思路。接近人社部的人士透露的信息顯示，目前官方思路更傾向于延遲退休年齡；從已披露的有關信息看，也并未提及“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這一概念。
鄭秉文就認為，退休年齡和領退休金的年齡應該是一致的，退休后沒有養老金收入，明顯“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則對財新記者表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記者招待會說的方案跟我們的差不多”。
據張車偉介紹，社科院方案的特點是“給出了一些重要的時間節點，方案2017年左右出來，過幾年再正式實施”，而且采取漸進式的辦法，每年延遲幾個月，由于現行男女退休年齡不同，因此“女性退休進度走快一點、男性走慢一點”。
針對男女退休年齡是否應當一致，中國社會保險學會副會長何平向財新記者透露，此前人社部設想先將女性工人、干部的退休年齡同步，因為現在的身份界限已經不那么明顯，然后再把男女退休年齡的界限取消，“因為女性壽命比男性長，沒有道理比男的早退休”，但他強調，上述思路還是“設想當中的事，情況很復雜”。
張車偉還表示，目前養老基金運行平穩，但過一段時間或將出現收支不平衡的問題，雖然從現在的靜態觀點，很難預測準確，但是“按照我們的辦法，養老金的收支狀況會大大改善”。
延長線怎么劃
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的兩大方案雖然模式不同，但是改革的目標年齡是一致的，都為“男、女職工退休年齡統一延遲至65歲”，由于漸進程度不同，最終完成的時間相差了15年，分別為2030年、2045年完成。
男女職工的退休年齡分別延長了5歲、15歲，時間并不短。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趙耀輝提出，隨著老齡化的加劇，退休年限或將繼續增長，其他國家也是這樣，比如美國原本是65歲，現在延遲到67歲，日本也是65歲，延遲的目標是70歲，退休年齡會越來越高。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2013年在《中國改革》雜志撰文指出，延遲退休不是無限制的，必須在健康期望壽命之內。早在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就推薦用健康期望壽命來反映居民健康綜合情況。在2010年聯合國開發署公布的數據中，中國人期望壽命為73.47歲，而健康期望壽命只有66歲。
胡繼曄測算后分析，不考慮其他因素，單純因為期望壽命的增加，未來每增壽1歲，就不得不相應延遲退休8個半月，否則養老保險體系難以為繼；如果職工自愿延遲退休，每推遲一年，至少應當增加其養老保險待遇5%-9%，以鼓勵更多人自愿延遲退休，但不鼓勵超過66歲健康期望壽命的自愿延遲。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就業與社保研究中心研究員封進則認為，從實現養老資金收支平衡的角度測算可得知，如果把中國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齡分別延長5歲，同時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保守估計到2030年，便可以實現個人養老金收支平衡，不需要動用財政補貼。
與已公開的官方“延退”思路相比，上述兩大方案并未設置所謂的“預告時間”。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院負責人、經濟學教授肖文則認為，給予公眾準備期十分重要，因為對那些接近退休年齡的人而言，改變規則很可能不公平。
“你不能對一個55歲、以為就要退休的人說，你現在得65歲退休；但你可以告訴現在40歲的人，他得62歲退休（他原以為60歲退休）；告訴25歲左右的人（2050年退休的人）可能得65歲退休，他們就有很長時間去準備。”肖文這樣對財新記者解釋。
他認為，依據中國的情況，到2025年左右延長退休年齡，仍處于可管理范圍；但若到那時仍毫無改變，則情況就會很不利。因此他建議“相對較快地，比如在明年，就宣布要提高退休年齡了，但真正提高的話等到2030年”。
是否引入彈性機制，也是“延退”方案中值得關注的一點。在民間建言中，“彈性機制”被很多學者青睞。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和對退休人員的影響，前述的中國社科院方案也加入了“彈性機制”。例如，在統一女性退休年齡時，可以規定在一定的時期內，女干部和女工人可保留選擇按照舊制度退休的權利；同時，在法定退休年齡的基礎上，退休者可提前5年退休，也可以在高于法定退休年齡時退休，養老金水平則相應調整。
財新記者發現，在官方語境中，對于延遲退休的表述從《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的“彈性延遲”改變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漸進式延遲”。
對此，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金維剛認為，“彈性延遲”與“漸進式延遲”并不矛盾。“彈性”是指改革或調整后，不是“一刀切”的政策，會考慮到公眾不同的情況，在政策上有一定的空間和余地；“漸進”則意味著延遲退休是緩慢的過程?！爸v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此并不排除“彈性機制”會在最終方案中有所體現。
在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有關延遲退休的思路中，也引入了所謂的“彈性機制”。他將其稱為某種形式的“雙軌制”，比如給今年已經到50歲的和45歲以上的女性一個選擇機會：延遲退休，或是按現有規定年齡退休，如果愿意延遲退休，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減稅。
魏尚進解釋，從國家宏觀角度來說，肯定存在一個減稅的幅度，使得這樣的政策組合能省下的養老金支出（或帶來的額外產出），大于政府從這些人身上放棄的那部分稅收。對于年輕人，則可采用漸進式地推進，“比如接下來每年往后推半年，連續做六年或八年”。
在官方制定延遲退休方案時，究竟有哪些因素將影響改革決策？
對此，金維剛告訴財新記者，人口老齡化、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基金收支的狀況、公眾的接受能力、新老政策之間的過渡、不同的群體所受的影響等很多因素，都會被充分考慮。
對于最終方案的具體內容，汪德華認為，以下四點較為重要，一是“延退”的目標值，其中，目前男女職工的退休年齡差距較大，調整方式值得關注；二是漸進的程度；三是彈性選擇的范圍；四是養老金的發放公式也可能做相應的變化。
揮動雙刃劍
目前，不少學者們都支持延遲退休，稱之為大勢所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對財新記者表示，日前人社部提出的延遲退休實施計劃總體上是好的，但“沒有必要等五年才正式實施，到2022年時養老壓力已經很大”。
然而 ，延遲退休政策付諸實施后，“就業難”等多重風險也備受擔憂。雖然目前的研究對于延遲退休與就業壓力的關聯度仍無明確的結論，但中國勞動力市場仍處于供大于求的現狀，大學生畢業人數屢創新高，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不斷增加，延長退休年齡之后，確實可能進一步加劇就業緊張形勢。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就認為，受延退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年輕人的就業。積極采取延退措施的大部分是歐盟和歐元區國家，2014年10月份，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分別為11.5%和10.0%，失業總人數分別為2441萬人和1840萬人。而且，歐盟和歐元區25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要遠高于全民平均水平，差不多要高出1倍。
此外，由于勞動力市場并非“供不應求”，延遲退休之后，老齡人口的就業可能也得不到保障。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鄭廣懷，就擔心出現高齡失業的窘況——延遲退休后，還沒有到達領取退休金年紀的工人，可能沒法找到工作，企業又不愿續聘。
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左學金建議，延遲退休后需要有針對老年職工的配套政策措施，鼓勵老年職工繼續就業，以及鼓勵各類企業積極聘用老年職工。
對于延遲退休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狀況，論者也有不少擔憂。趙耀輝提出，要想使延遲退休變成一個比較好的政策，應不斷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實現健康老齡化，“逼著一群本來就體弱多病的人延遲退休，就是一種比較慘的老齡化”。
同時，鄭廣懷還擔心延遲退休政策能否獲得足夠的民意支持。他認為，這是一個應該在勞動者權益已有完善保障后再實施的政策，尤其是體力勞動者的延遲退休“應該好好研究”。他認為，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要工人提前退休，現在因為老齡化，卻又要工人延遲退休；工人沒有自主決定勞動時間的權利，在政策制定中沒有參與權，只能跟著政策走，反映了勞動者權利的缺失。“延遲退休實際上是延長勞動者一生的工作時間，現在在8小時工作制下，實際上很多人的工作時間都超過8小時，還有各種加班，中國人的每天工作時間已經很長了。”
鄭廣懷還分析，延遲退休政策實施后，工人參保和企業為工人購買保險的意愿會更低。“現在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繳納率是15.7%（2014年），雖然說社保具有強制性，但在農民工群體里面根本執行不好，因為這筆錢交了之后，他們不確定以后是否能拿到，如果延遲退休，意味著要交更多的錢，而更晚才能拿到養老金?！?/p>
面對老齡化壓力，延遲退休真的是中國的惟一選擇嗎？根據官方估計，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占全體人口的比重，將從目前的14.9%上升到 19.3%，到2050年，還將達到34.2%。在尋找延緩老齡化進程的方法時，許多人將目光投向了生育。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便提出，延遲退休應該和放開計劃生育一起推進。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就業與社保研究中心研究員封進也認為，從更長遠來看，只靠延長退休年齡是不行的，著眼未來，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就顯得非常重要。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攜程旅行網 CEO梁建章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更聯袂撰文呼吁“鼓勵生育比延遲退休更迫切”。兩人提出，所謂的養老積蓄，并非將一個人自己所創造的產品和服務價值儲存下來，直接供自己晚年時使用；而是將自己所儲存的服務價值，用于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再憑此購買、交換后輩勞動者所提供產品和服務。
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未能在幾年內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則在不久后，“70后”“80后”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都將因為生理因素和贍養年邁父母的壓力加重而大幅下降。屆時，要刺激年輕人口增長，只能依靠人口規模相對縮小、且生育意愿比前代人顯著低落的“90后”人群，中國的出生人口只會繼續走低，并在20年至30年后陷入“空前的深度老齡化”。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要“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在3月15日的總理記者會上，對于“全面放開二孩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的提問，李克強回應稱單獨二孩政策正在推進，也正在進行全面的評估，權衡利弊，“必須依照法律程序來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卻并未明確提到是否已有具體時間表。
在一些解讀者看來，上述信號表明中央在對待人口問題的態度上有了明顯改變，預示著以生育限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但是政策的具體調整仍有一定阻力，未來的落實仍需要較長的過渡期。
在養老保險頂層設計中，各項養老改革都相互關聯，最終究竟如何取舍和決策？封進認為，從平衡離退休人員和在職人員收益的角度而言，應該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確保公平分享發展成果。但延長退休年齡應該是一個公開透明的制度設計，是長期戰略性方案，而非權宜之計，應是綜合一攬子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