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新型城鎮化推進工作時即提出，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對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的“依法自愿有償退出機制”。應該說，探索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將會促使農村宅基地分配或使用制度發生變化，但究竟變化到什么程度，取決于地方的嘗試能走得多遠。
這之后，江蘇、四川、江西、安徽等多地已在嘗試宅基地有償退出的方案。
目前中國農村宅基地有10％－20％是閑置的，部分地區閑置率高達30％。與此相對的是，農村新增人口對宅基地的需求依然強烈
2016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
新型城鎮化推進工作時即提出，探索進城落戶
農民對
土地承包權、
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的“依法自愿有償退出機制”。應該說，探索
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將會促使
農村宅基地分配或使用制度發生變化，但究竟變化到什么程度，取決于地方的嘗試能走得多遠。
這之后，江蘇、四川、江西、安徽等多地已在嘗試宅基地有償退出的方案。
目前中國農村宅基地有10％－20％是閑置的，部分地區閑置率高達30％。與此相對的是，農村新增人口對宅基地的需求依然強烈，在存量難以盤活的情況下，農村宅基地供應仍在增長。在這種背景下，有償退出成為宅基地集約利用的突破口。
按照現行法律，農村宅基地的使用者限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用途限于建造住房及附屬設施，同時，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需要向集體經濟組織申請獲得。
之所以對宅基地流轉嚴格控制，是出于“一旦放開限制，農民會因失去宅基地而流離失所”的擔心。基于同樣的擔憂，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時，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還專門出臺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規定農民住宅僅限于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轉讓，不得轉讓出售給城市居民，有關部門不得批準城市居民占用集體土地建設住宅，對于違法建造和購買的住宅，不得發放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這些規定延續至今。
宅基地流轉雖然受到嚴格限制，現實需求的存在卻催生了頗具特色的郊區發展模式：在城鄉結合地帶，農民在宅基地上用自建的住房容納了大量外來人口。以北京為例，將近三分之一的外來人口居住在城鄉結合地帶。在外來務工者推動下，宅基地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價格也水漲船高。對于這種現象，黃小虎估算在北京城郊結合部的農村，有30％的宅基地實際已進入市場。
在城鄉結合地帶，農民蓬勃的出租、轉讓、加高樓層，以期在宅基地上最大程度尋求利潤的群體行為，被統稱為“瓦片經濟”，這一說法最早始于廣東東莞。東莞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共承載了840萬人口，其中650萬為外來人口，而這些土地中70％的權屬為集體。
對于宅基地需求旺盛的區域，比如城鄉結合地帶可以先嘗試允許宅基地自由流轉，純粹的農區則緩行，以減輕現實的改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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