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社會需要自覺性
食品安全問題雖然越來越多，但再多也只是滿地碎玻璃中的一片，折射出的只不過是我們這個社會因“碎片化”而難以靠每個分散個體在教訓中的自發反思，形成改造自我、推動社會進步的“自覺性”。
誠然，這就格外有利于這個“資本通吃”的世界——越是分散，就越是沒有談判地位；少數人占有收益越大，多數人承擔的代價也越大！
是的，我們這些分散個體都被賦予了一個現代商業社會的共同身份——消費者，甚至被說成“上帝”。在西方意識形態造成的輿論影響下，我們遇到任何問題時都習慣性地批評社會。
不過，跟著現代化消費主義大潮用工業化改造傳統農業，就無可避免地會連帶造成食品質量不安全問題。
在這個階段中的我們，只要仍然不自覺地維持著分散的個體的無組織狀態，就會在廣告媒體替商家吹捧的“消費者是上帝”的鼓噪聲中淪為商品世界的奴仆。
客觀地看，當今世界正在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主要產生于被主流意識形態掌控而難以使人提高自覺性的三個現代化大趨勢：
一是與我們篤信的工業改造農業、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有關——食品生產為了“物美價廉”而大量使用工業品；
二是與人類自我拔高為高級的物種所追求的科技改造大自然有關——這些投放于食物中的工業品，本來就是用我們納稅的錢來資助的各種“科學技術成果”，其投放于食物生產的安全性及合法性，也都是經過專家們進行了無害評估且得到法律保護的；
三是與市場經濟改造傳統社會、加快融入全球化有關——這種市場化趨勢雖然已經引起我們質疑，但大多數人仍然不明就里。
需要站在客觀立場來說明的是，這三個趨勢仍然都有促進人類增加物質財富的作用。但，這些已經被社會主流大量推介過了，我只不過對不被推介的情況做個非主流的歸納而已。
例如，一度導致河北某企業經理人被捕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其本源卻是“對外開放先行區”那些從來不投資草原建設的南方私企得到了使用廉價進口奶粉沖兌出的液體可以用 “液態奶”名義進入市場的權利。
這個少數商人獲利卻戕害多少孩子一生的事件，還不僅是打垮了內地奶業，造成奶農破產、企業虧損，而且造成內地人涌入香港地區搶購奶粉和其他社會沖突事件……
又如，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地溝油”事件，隨后卻很快不了了之，這并非政府壓制媒體不讓曝光，而是要部分地歸因于被媒體請來的專家檢測其理化指標與正常食用油無異。
于是，人們似乎忘了曾經義憤填膺，本來就半公開地存在于城鄉接合部的“地溝油”事業，也許就此有了伴隨加快城市化而繼續發展成為一個產業的條件？
再如，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只是震驚了一些小開麇集、嘰嘰喳喳的地方而成為另外一個新聞“易碎品”（當代新聞研究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現代社會快節奏生活中任何新聞都如砸壞一個易碎品那樣只不過引起人們短促關注）……
漸漸地，這些事件更多轉化成街談巷議的八卦狗血故事，很快悄然飄過，人們竟然達到了“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道家境界。
類似的事情發生后，官方一般的說法只是順著主流觀點，無外乎是各種幾乎相當于無稽之談的理論解釋和柔弱無力的加強管控；而輿論界也只會嬌喘微微般地跟著說些政府應該加強法制處理、部門應該加強市場管理之類的廢話……
很少有人強調怎樣發動群眾形成組織才能監督擔責，怎樣依靠社會力量才能有效改善食品安全狀況。
要讓這些散亂的社會個體組織起來維護基本權益，我們就得自覺地反思人稱之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為何喪失殆盡，就得盡可能多地找到像臺灣主婦聯盟這種有效提高分散個體的談判地位的積極案例。借鑒臺灣主婦聯盟的發展運作的具體經驗，學習其中體現的社會組織發展從自發走向自覺的理性意義。
做事得靠大家來
20多年前，中國臺灣地區的食品安全問題也很嚴重，一群對家庭安全盡責的主婦從解決自己家庭的食物安全消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自覺承擔較高價格的共同購買、“產地之旅”之類的實地考察，辨別農場的原料、投入品并查看生產過程，提高食品信息的真實性，來確保食品安全。
接著，越來越多的主婦們想一起來買好東西，一起來找到好的生產者，就此締造了臺灣共同購買運動。
不過，這種由主婦們組織發起的社會運動并不鮮見，只是當今世界上典型的消費者運動的中國臺灣版。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是激進現代化大潮中最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伴隨著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在掃蕩全球的同時不斷積聚風險，引發經濟危機和區域性沖突，誘發戰爭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環境破壞和人道主義災難，這個激進的資本主義主流已經鬧得有人擔心末日降臨；
另一方面，進步群體正在世界上推動一系列非主流的重要變化——與批評現代性的理論創新同步生成的社會自組織運動。
其中，與中國臺灣主婦聯盟這種消費者運動同期的，還有歐洲和美洲中產階級為主導的公平貿易運動。隨之演化出來的，還有意大利人強調傳統飲食文化的“慢食”運動和強調傳統社會生活的“慢城”和“慢生活”運動。
近年來，隨著社會大眾對氣候變化的廣泛討論，歐美又興起了市民群體自覺計算本地“食物足跡”和“生態足跡”的新趨勢——“轉型城鎮”，在這個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運動中，人們可以使用不生出利潤的“另類貨幣”作為內部交易的一般等價物。
即使在資源充足、資本雄厚、消費主義盛行的美國，也有推動綠色食品消費和綠色經濟的社會組織。
最早的綠色食品消費是以布波族（Bobos）為主體的，他們既講究物質層面的精致化享樂（講究所謂的“質感”），又標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羈和浪漫主義風格。
如果說20世紀他們的綠色消費還是“小眾”運動，那么，到了IT泡沫崩潰和金融危機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核心區爆發的21世紀，美國發生了代表99% 人口占領華爾街的激進對抗之后，具有建設性的“新經濟”運動和社區復興，就是各界民眾自覺參與的“大眾”運動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們這十幾年來正在全國開展城鄉融合的“新鄉村建設”運動，其內容是開展社會動員、推進生態環保的綠色經濟。
2008年我們開始與北京海淀區蘇家坨鎮政府合作搞了小毛驢市民農園，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主辦，培訓了很多熱心社會化農業的青年人。
2009年借鑒國內外CSA（社區支持農業）經驗，努力發展市民參與勞動、形成社會化信用的 PGS（參與式保障體系）。此后又發展出來“分享收獲”“好農場”等多家單位。
2009年以來，我們已經連續召開了七次全國社會農業大會，2015年11月成功地以民間力量為主把第六屆世界社會農業大會開到了北京。
發起社會力量維護農業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多種多樣，如市民農業、校園農業、小區農業、返鄉青年的綠色創業等。?
現在，我們培養并保持聯系的CSA農場已經達到300多家。只有農業進城，人們在大城市中受壓抑的緊張情緒才有可能得到緩解。
最近幾年，鄉建志愿者們正在聯合搞一個叫作“愛故鄉”的活動，也就是要發動全國各地的文化人來自覺地維護“讓我們回得去的故鄉”。
我們應該看到，21世紀中國最大的社會結構變化，就是中產階級的崛起。這無所謂對錯、好壞，這是不爭的事實。
隨之，中產階級引領的“去城市化”則勢必成為一種趨勢，并且，有利于加強城鄉融合，推進與食品安全有關的鄉土文化復興運動。
如果大家愿意放眼世界，多了解這些地球村里左鄰右舍的事兒，就會覺得中國臺灣主婦們在奮斗中提升自覺性的發展過程，在我們的這個變化著的世界上越來越具有普遍意義！
世界農業三分天下的基本常識
既然臺灣主婦聯盟的成員們都關注食品安全，我們就需要與他們加強學習交流。要知道問題的本質所在，就要了解世界農業的常識，否則出了問題都不清楚該朝哪兒走。
世界農業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農業領域大體形成了與西方人推行殖民化（這個殖民化的概念，專指西方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歷史進程，主要內容是外來殖民者屠戮原住民，占有土地資源，建立大種植園，其與西方宗主國推行的“國家犯罪”運動——“奴隸制”和“三角貿易”直接相關。）有關的三分天下的格局：
殖民地國家（美洲和大洋洲）外來人口掠奪原住民土地形成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大農場
殖民地宗主國（歐洲）人口大量外遷之后形成的萊茵模式的中小農場
未被徹底殖民化過的東亞小農村社兼業化的原住民模式的生存性農業
這三種不同形式的農業形成條件完全不同，既沒有哪一種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也沒有可以被普遍復制的成功經驗。
據此可知，在亞洲這個原住民地區（亞洲國家中唯有菲律賓是大農場制度，主要是由于被西方人殖民過400年，菲律賓保持外來者占有大規模種植園的制度）。
只要試圖照搬殖民地條件下才形成的盎格魯-撒克遜農業模式，搞規模化、資本化的大農業，就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嚴重的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
兩千多年前孟夫子說“食色，性也”。誠如斯言，我也希望讀者更多地了解農業與人類的相關性，這就會有助于知道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應該向何處去。
如果大家去過那些歷史博物館，就會看到人類告別蒙昧進入文明最初靠的就是在亞洲這個世界最大的大陸兩端——東亞和西亞發生的“原生農業”。
正是由于這兩端的地理氣候條件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農業作物種群，也就有了農業養育的人類因食物及其飲食文化決定的不同生存方式乃至文化的差異。
現在西方了解的主要是在亞洲大陸西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的兩河流域一萬年前形成的早期原生農業。因為西亞地區離歐洲人近，就有了通過安納托利亞半島傳到歐洲次大陸形成的“次生農業”。
早年西亞這兩條河之間的距離很近，在兩河流域形成了單一作物種植模式，加之這里氣候溫潤，屬于半島型農業區，人們可以漫坡種植而不必搞水利和梯田建設，由此形成的西亞“兩河”農業是單一化的。這一模式后來擴展到歐洲形成了次生農業，也是以單一作物種植為主。
到了中世紀以后，以種植小麥和吃面粉為主的農業文化和食物文化，被歐洲人通過殖民化帶向世界。
現在的大洋洲、美洲、非洲，只要是西方人較長期殖民占領，或者已經完成殖民化的地方，大都以面包為主食。
同期，原住民的農業方式和食物文化，乃至于多神教的信仰體系和精神生活，大抵都被外來者毀滅了。
因為西方人在那種單一作物農業和簡單食物文化作為生活方式的基礎上，派生性地構建起了單一神祇崇拜的宗教，乃至于單一真理的哲學思想和相對應的精神生活，內在本質性地“排他”。
但由于高山、荒漠、大海和凍土帶等地理條件的阻隔，當西方人的早期文化在西亞形成的時候，西亞人對歐亞大陸的東端并不了解。
這個在歐亞大陸東端的原生農業，也是在“兩河”流域——長江、黃河。但東方這個兩河，比起西亞那個亞洲大陸邊緣地帶的兩河，地理上的間距可大多了。這一點使得東方人所生存立足的是大陸型的原生農業，北方是旱作，南方則是水作。
由此，中國從一開始，原生農業時代的食物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就是多樣化的。東北亞和東南亞的農業則屬于“次生農業”，其文化也是從大陸的農業文化延伸過去的。
據此可提出的相關性假說是：沒有被殖民化過的亞洲原住民長期有著多樣化的農業與雜食的生存方式，建立于其上的，也是多神教的信仰和多元論的哲學思想。
然而，這種亞洲原住民比較豐富多彩的多神宗教及其精神世界，常常被只能信一個神的西方人認為是沒有信仰。
若此說成立，則我們東亞地區雖然被西方說成是“后發型”現代化，但在這個模仿西方的追趕進程中，本來不必將亞洲大陸原住民賴以生存的多樣化、生態化的農業方式，非得按照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進程改造成單一化、規模化，再疊加上工廠化、資本化，而脫離本土的、歷史的條件。
而那些激進者主張全盤西化的言行，可以說是刻意地割斷代表我們自己本性的飲食文化傳承。
若從這個角度看亞洲大陸的風云變幻，看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跟中原農耕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演變，我們就很清楚地知道這些大都跟氣候冷暖變化帶來的農業、牧業的產出多少有關。
而當代氣候暖化以來的大量科學研究表明，氣候冷暖變化是周期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象，人類社會只能做適應性改變。
亞洲東部大陸上人們賴以生存的農業，是被自然、地理、氣候等條件決定的。例如亞洲東部是太平洋季風帶，形成了以400毫米等降水線為分界線的灌溉定居農業區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區這兩大類族群。
每當氣候變冷，北方游牧區產草量下降，人畜生存困難，就會迫使全體族群南下到定居農業區來掠食，每次南下都會因為“只要草地、牲口，不要人口”的游牧方式，使傳統農業區人口大規模減損……
于是，中國農耕文明的歷史就沒有希臘、羅馬那種奴隸制，也沒有被西方稱為“黑暗千年”的中世紀小國林立的所謂“封建制”……
東西方兩種差異性如此明顯的文明演進，各自并不交織。直到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教育、文化都是西方學習的楷模。
而中國之所以是世界上國家史最長的國家，是由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在華夏農業區形成的政治國家就都沿著400毫米等降水線修筑長城。
直到水利立國的秦朝完成大一統，構建了大陸國家內部的戰略防御縱深，才接著是“漢承秦制”，也才有了漢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之后數百年相對和平、被后世稱頌為“漢唐盛世”的結果。
此后的中國人之所以都追求大一統，不外乎是因為歷史上唯有廣闊的戰略縱深才對付得了氣候變冷之際北方部落制族群全面南壓。
由此來看，中國人數千年的家國天下和多樣性的農耕社會文化之“天地人”的生態化傳承，本來都不是用西方提出的制度說或人為說來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