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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哪位名人還曾說過：“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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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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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我滿腦子轉悠的一直是農村的根本出路問題。記得上世紀七十年末代，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那陣子，一說起來就是農村集體經濟怎么不行，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干與不干一個 樣，干多干少一個樣”，人們普遍沒有積極性、大家一塊兒受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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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干脆有人就把60年挨餓，造成上千萬被餓死的責任，也推到毛澤東搞“合作化”、辦大集體上。有時我就想：難道“合作化”是魔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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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初搞大躍進、大辦食堂確是走得太急了些，致使各地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大搞“放衛星”、國家征購加重和農民無節制浪費糧食，加上蘇聯人催租逼債和不期而至的洪災雙重打擊下， 最終導致一場蔓延全國的“大饑荒”，似乎還站得住腳。但由此全面否定“合作化”運動和后來的“人民公社”、農村集體經濟，卻是枉顧事實，顯失公道、不夠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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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初，在共和國初創時期，盡管共產黨邊繼續完成消滅國民黨殘余勢力，邊醫治戰爭創傷，邊以平均地權為目標，進一步加快全國（除西藏外）“土地革命”的進程，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 分得了土地。得到翻身解放的廣大農民迸發出了巨大的勞動熱情，農業生產得以迅速恢復。但由于長期的戰爭破壞和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下形成的“小農經濟”的束縛，嚴重制約著占國民經 濟90%以上的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大部分農民家庭勞動人手少、缺乏農具、耕畜、種子等基本生產資料，雖然政府從政策上給予大力扶持，但許多農民家庭仍不可避免地陷入貧困， 漸漸出現土地撂荒和典賣土地的現象，有逐步恢復到土地再次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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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國家開始實行第一個五計劃、工業化進程逐步加快的形勢下，城市大工業與農村小農業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一是國家底子太薄，搞工業建設需要大量積累，而一家一戶的小農經 濟根本無法提供龐大的工業建設積累；二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長期形成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更無法為城市人口提供足夠的糧食；三是單一的農村經濟形態和糧食種 植結構也無法為城市輕工業提供充足的原料、微薄的土地收益更無法為工業制成品提供市場；四是小農經濟依靠少量的土地資源，除了解決自身溫飽問題，既談不上增加積累，不能持續改進 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水平，也難以根本難以抵御自然災害的襲擊；五是在分散的小農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國家，我們雖然世界農業人口第一大國，但落后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農業生 產總量和整個農業經濟只能在低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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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當時，走互助合作化道路，是在生產力水平極端落后的情況下，在國家急需農業快速發展的形勢下，是推動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展的唯一正確選擇。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講的，農業 合作化運動，是建國初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發動、教育、引導廣大農民，進行的一次偉大的農村社會實踐。也是在那個時期，我們黨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如果沒有農業合作化，就不可能有我們今天的工業化；也不可能有我們后來的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以及今天我國農業生產所取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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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化運動，從初級到高級、由互助組到高級社、再到以村為單位、隊為基礎的農村人民公社，一步一步走過來，雖幾經波折，卻從此改變了中國廣大農村長期貧窮落后的面貌，也改變 了整個國家的面貌；更使過去自然經濟狀態下封閉、愚昧、麻木、一盤散沙的農村社會群體，成為有組織、有覺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最龐大、最積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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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中，我們也走過不少的彎路，付出過不小的代價，比如：五八年、五九年搞大躍進、搞一大二公、搞大煉鋼鐵，包括農村辦公共食堂，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國 民經濟發展策略上，明顯犯了急躁冒進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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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個中原因：一方面在國內，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預期順利完成，使得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人普遍產生一種過于樂觀的心理。就連百姓也相信，就按這種速度發展下去，用不了幾年中國就 可進入共產主義。用現代人的眼光看，那個時候人們的確太“狂熱”了，簡直可以用打了“雞血”來形容；另一方面在國際上確實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競爭。是不是還有中國 要跟已初現端睨的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分庭抗禮”，爭奪社會主義陣營主導權，未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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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那時，在中國人看來“趕英超美”，絕不只是一句口號，人民群眾滿懷熱情，絲毫不懷疑幸福的“蛋糕”明天就會砸到自己的頭上。就象現在的許多農村青年，熱切渴望有朝一日成為“ 城市人”、過上城里人一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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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也的需要盡快走出一條自己的成功的道路，以標示于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并號召社會主義的“小兄弟”，拉住（或者阻止）蘇聯“老大哥”，別在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道路上滑得太遠 。還有毛澤東同志在長期的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依靠搞“大會戰”解決社會問題的習慣方式，讓他堅信我們只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就足以改天換地、做成前人沒有做成的事情，創造出前所 未有的人間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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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會的進步有它自己的規律性，歷史的發展也有它自己的邏輯。所謂：欲速則不達。大躍進——不僅農村的大躍進，當時我國城市工業的發展也在大躍進，大招工、大進城。在農業生 產中，根本不顧現實條件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大搞“放衛星”，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僅造成正常農業生產秩序遭到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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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農業產量越吹越大的“泡沫氣球”背后，國家拿走了更多的“公糧”，一是為了償還蘇聯的債務（后來有人說，蘇聯政府曾經答應不用還的，是毛澤東為爭一口氣非要還，結果全壓 到中國百姓的頭。不管是真是假，還總比不還好，對于“老毛子”，如果真得欠下那么一筆人情債，你是永遠都還不清的）；二是為了保證越來越多的進城人員的吃飯需求?？梢哉f， 60年大 饑荒的發生，除了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合作化的步子走得太急、太快，尤其是搞大躍進、大辦公共食堂等政策的失誤“三重疊加”，終致上演了一場世人難忘的歷史悲劇。客觀地說，政策 失誤確實是造成當時國家陷入嚴重困難的重要內在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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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可追，凡情總有緣。你不能說因為辦公共食堂和大煉鋼鐵錯了，整個合作化運動也錯了。更不能說后來農村集體經濟陷入停滯，就說當時搞集體化也錯了、就是失敗的。如果那樣，鄧 小平搞改革伊始，似乎他自己曾說過：如果改革開放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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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情形又怎么樣呢？兩極分化確確實實是存在的，而且也很嚴重，但我們卻不能說我們的改革是失敗的。因為，我們的改革還在繼續，我們的國家還在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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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客觀，我們必須學會客觀、公正地看待和評價歷史。善待歷史，就是善待我們自己。因為那歷史本就是我們自己書寫的，是人民的歷史。胡錦濤同志曾告誡我們：我們既不能用 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更不能用后三十年的進步、發展和取得的成就，去否定前三十年。我們不能犯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就像對待文化大革命，我們與其去糾纏于它悲慘的結果，莫如更 多地去追尋它的開端、因由和背景，那樣或許我們更能夠從“源頭”上找到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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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學者也曾說過：凡是已經發生的，它就必然是要發生的。找到了根源，我們才可以及早警覺、惕厲以行，防止悲劇重演。所以在某些時候，接受教訓總比經常回憶惡夢、指責前人更重要 。因為，我們的領袖，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都是我們偉大事業無私無畏的探路者、開拓者，他們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有著撼山震岳的豪情，他們干的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的大事業，他們注定是悲劇式的英雄。所以，合作化——在那個時代、在那樣的背景下，應該是我們那一代領袖、那一代人民最無可選擇的選擇。結果雖并不完美，但卻無比的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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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后人來講，它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合作化運動的實踐，昭示我們：社會主義現代農業的發展之路，必然還會這樣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