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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萬江街道大汾社區黨工委書記何淦輝向往常一樣在一張“新生兒出生證明”背面簽上“同意”二字時，他并沒有分享到村里添丁帶來的喜悅，反而因正在談論的
農村股權問題，顯得多了一份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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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股改10年來，一直有人提出針對新增戶籍人口進行重新分配或者配股的訴求。日前出臺的《進一步完善農村(社區)
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管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出了在過往繼承以外更多的
流轉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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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股權固化的前提下，
農民手中的股權除了分紅外，更多的時候是“沉睡”的，在
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能不能像股票一樣形成以市場為基礎的產權交易制度，實現股權流轉社會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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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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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這個(新生兒)，他也是大汾社區的一分子，但卻享受不到集體股權的分紅。”何淦輝手拿一紙出生證明說，不僅如此，按照去年底市里出臺的《規范 村社區居民社會
養老保險個人繳費工作實施方案》，社區也不能再為這個新增戶籍居民購買社保，以往集體出資部分得由參保人承擔資金，這多多少少會引起新生兒 家庭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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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單——這名新生兒并非該村股東。與十多年前該村農村股份制改革時、2003年7月1日前出生的戶籍
農村人口天然就是股東相比，這以后出生的戶籍人口就沒能趕上趟兒。10年前的那場改革——“生不增，死不減，進不增，出不減”政策，是核心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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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大汾村與城區四個街道的農村一起，在全市率先完成了農村股份制改革。彼時，大汾村2600多萬元的集體資產被分成2852股，由經過確認的戶籍股東村民共同所有，并享有分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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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當年登記的每個股東一年可以從村里獲得3500元左右的分紅。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這些股東中有200多人已經不在人世。同時，伴隨著嫁娶和生育，大汾村近年來新增的人口有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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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初“生不增，死不減”的原則，死去的人還在領取分紅，但新增加的人卻獲取不到集體經濟帶來的收益。同樣是老祖宗留下來的
土地和資產，為什么因為出生得晚就分不到一杯羹呢？近年來，這樣的質疑不時在何淦輝耳畔響起，讓作為基層帶頭人的他感受到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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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聲音，多年來并非只出現在大汾村，在東莞的其它農村也很普遍。為了兼顧新增戶籍人口的利益訴求，大汾社區通過分油、分米進行“撫慰”，每年每個戶籍非股東居民與股東一樣領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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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兩會期間，身為市人大代表的何淦輝在收集群眾聲音后，建議對
農村集體資產“股權配額”制度進行改革，每隔5年重新配置一次股權，或者制訂其他合適的政策，以使村民共同享受
經濟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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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何淦輝仍然認為，5~10年進行一次“調節”，解決“死人”和 “生人”爭飯碗的問題，針對新增人口的訴求得不到合理解決，不利于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社會的穩定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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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應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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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剛遇到一個村的負責人，還在跟我說要改啊，新出生的人沒有股份不行。”這是市
農業局副調研員黃力平見到記者后說的第一句話。但在他看來，這種“死人跟后人爭飯碗”、新增人口享受不到分紅的問題是個“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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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當初股權固化的誤解或認識的偏差造成的。”黃力平說，農村集體資產的來源是
農村集體土地，股權的固化政策是貫徹中央、國務院有關文件精神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農村土地承包法》中關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原則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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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生的、娶回來的，和戶口遷入進來的人，從法律上講是一樣的，如果重新配股給前者，那后者一樣得有啊。”黃力平說，伴隨著城市化進程，戶籍流動將會越來越大，只有固化股權才能從制度上徹底解決遷出遷入人口的利益訴求，也更有理據保護原來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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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東莞農村股權改革工作的黃力平說，過去，東莞也曾有村試過召開股東大會，討論新增股東問題，但這樣原有股東的利益會攤薄，每家增加多少，怎么增？今年增了，來年還要不要增，一系列問題浮出水面，最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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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佛山的一些村曾試圖用 “生增死減”的股權分配方式解決分紅糾紛，但并沒有解決問題。桂城街道夏北居委會經濟發達，福利分紅均高于周邊村 莊，這導致采取“生增死減”后，許多人想嫁過來享受分紅。僅2010年到2012年就增加了600多人，這直接造成福利分紅的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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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北居委會改變了做法，由股權固化到人變為固化到戶。即由股東代表大會通過改革章程，確定一年后的2012年12月15日為時點確定股權，時間點之后將實行“生不增，死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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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年來市里涉農村股份制改革的上訪數據來看，東莞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與周邊城市比也是不突出的。同時，上訪針對的不是對制度的質疑，而是股改前身份的認定，屬于個案。這證明東莞堅持“股權固化”，是符合最大多數農民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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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東莞多年來一直堅持固化股權，以不變應萬變，“涉及到約120萬股東的利益，任何風吹草動都很難平衡。” 黃力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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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流轉初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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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萬事萬物并非一成不變的。日前出臺的《指導意見》及相關實施細則，在強調新增人口不能無償配置股權的同時，對農村股權繼承、轉讓、贈與等流轉原則和程序進行了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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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繼承是農村股權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各集體股份經濟組織章程里也有列明，市里也在2009年出臺關于具體辦理的指導意見。不過，在廣大農村，老人忌諱在生前訂立遺囑，因此死后因為繼承股權引發的家庭糾紛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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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淦輝介紹，目前大汾村遇到老股東去世后的分紅問題時，都是讓老人的家庭成員自己協商好如何分配，并簽訂好協議后才能領取分紅的。而記者了解到，在沒有明確繼承關系的情況下，東莞不少數村都是采取的大汾村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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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莞，股份繼承工作做得到位的村，超過80%的繼承手續辦得比較好，沒有辦好的始終是個隱患。所以，東莞這次出臺的《指導意見》，給出了轉讓、贈與等繼承以外的流轉途徑，流轉手續很規范的辦完了，相應的權益就明確到“生人”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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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導意見》及相關實施細則，內部轉讓的流轉雙方戶籍須在本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內部轉讓還可以通過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進行交易。而股權贈與時，雙方必須是近親屬和其他關系的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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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轉讓無疑給了農村股權在更大范圍內流動的路徑。有長期觀察東莞
農村發展的人士指出，一旦股權可以在小范圍內流轉交易的話，農村股權無疑更具“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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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東城部分社區幾年前就曾出現過內部流轉的案例。當時，有村民因為重大疾病亟需用錢，將個人股折價流轉回了村集體，解了一時之 需。據了解，東城的不少村由于集體資產豐厚，股改時既有集體股又配有個人股，不僅進行了固化，還進行了量化。所以，上述村民在流轉時，個人股的價格就以當 初的量化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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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市里沒有相關指導意見，算是基層自己的探索吧。”市農業局經營管理科工作人員說。他說，農村股權不僅僅只有分紅這項收益權，農民具有的
所有權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如果允許一定范圍內的流轉，就可以通過“折現”來體現股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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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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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每個地方的股權都像東城那樣有價值。厚街某社區股東黃先生，對于股權就并不在意。記者日前看到他時，他正在忙著指揮工人給荔枝施肥。在他 們家的收入構成中，荔枝產銷才是支柱，至于社區股份帶來的收益，可以忽略不計。“每年社區公布一些經濟數據時，我才想到股東身份。”黃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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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個月，這個社區的一名老人家去世了，老人家留下的股份，由三個兒子中的一個繼承了。記者問該社區負責人，過程中是否產生爭執需要社區協調？該負責人說，社區不富裕，股權給大家帶來的經濟利益不多，大家不會為這樣的一件小事吵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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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缺乏活力，股權價值就不會高，也很難流動起來。為此，此次出臺的《指導意見》提出，按照“大穩定”、“小調整”的原則，探索有償購股、項目入股等方式，募集集體發展資金，增強基層經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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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東莞一直在鼓勵項目入股等。不過，調查顯示，目前全市只有5個鎮街16個村組開展項目入股工作，僅占全市村組總數的0.56%，約730名非股東村民參與項目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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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何淦輝認為，村民對集體的不信任是主要原因，擔心集體把個人入股的錢給弄沒了，有好的項目不如找幾個村民一起自己做。此外，缺乏相關政策規定，不敢實施和操作也是其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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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來，“內部”二字仍將是今后東莞農村股權流轉的主旋律。同時，可以流轉的股權數量也十分有限。《指導意見》及相關實施細則提出，個人股東在固定時期內累計取得的股份，不宜超過所在農村(社區)總股份數的1%；整個家庭的累計取得的股份，不宜超過總股份數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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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指導意見》也提出，“待條件成熟時，探索逐漸放寬股權流轉范圍，建立股權合理流轉機制，形成以市場為基礎的產權交易制度，實現股權流轉的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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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股權社會化交易留下了一個路徑”，黃力平說，放在
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來看，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集體資產能 實現公司化運作，那么其股權上市流通，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一旦市場化流通，資產效益將成倍放大，當然，這些只是愿景，背后涉及到太多復雜的內容，不是僅 靠地方探索可以實現的。”黃力平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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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權勘測費收取問題?上
聚土網就知了。 ? ? ??
